自從工作之後，越想好好控制時間，盡量不讓工作佔據全部生活，偏越失控。很多人和事和興趣都丟低了很久，開始感到對事物的無能為力。枯燥乏味的生活和逆向而行的目標令人一天比一天迷失和無力，「不過是兩個月」，我告誡自己；才兩個月便滿肚怨氣，往後的路頓時變得異常的遙遠。
我慶幸，仍然有你你你，能坐下來陪我喝酒、抽煙、談天，聽我發牢騷。四個人圍起來懷緬過去，痛失現況，卻又未敢展望將來；但至少，當大家在這人生的長途競賽想停下來歇息時，不會有感孤身作戰。我的難題，何嘗不是你的困擾。
「正在捱的時候感覺日子難過，日後回望時才發覺又幾個寒暑。」互勉之。
沿途有你，沿途是你，「成長末期最後認識的交心朋友」，人生的確沒有幾多個十年，但我總珍惜我已擁有的。
一星期一次的中文專科班，越來越帶給我壓力。面對著四位中二、三的年輕人，我絞盡腦汁讓他們多寫、多練習，最少助他們在學期尾的中文科考試能夠取得一個合格的分數。然而，他們當中又有幾個對中文有興趣？或者有心去進步？怕且沒有（家長們，你們怎樣才明白到精讀班並非取得好成績的保證？）。他們每次雙手空空來上堂，課堂上的討論/練習敷衍了事，更遑論一些額外的家課。
當然，最理想是能做到因材施教。可惜時間實在太少，一個星期九十分鐘，能認識他們多少？我只有一雙手、一把口，顧得一個小朋友顧不了另一個小朋友，況且我的教育經驗實在不足。
直到昨天，事情彷彿有了起色。如常地，先分享一下過去一星期的生活，然後告訴他們這堂的作文題目，讓他們討論、分享、互相評論……這次，他們桌上的白紙首次沒變成繪畫紙、飛機、爛紙……全部人都在紙上寫上了自己的意見，更有小朋友寫了滿滿的一頁。
看來這次選中了題目，我想。事源剛讀過鍾曉陽的<<春在綠蕪中>>，書中提及她中學時代一位與眾不同的中文老師，一次給學生擬了一條作文題目－－殺死X老師的天衣無縫計劃－－嘩，我看到這題目也不禁手癢。學生時代，總有某個叫人冒火三丈的老師：只會照書唸的歷史老師、永遠沒有中氣的英文老師、講書如軍訓的數學老師、頭髮掉剩兩條的化學老師、無理取鬧的班主任……明明是自己錯，偏要怪責是某老師玩針對（當然老師亦絕對擁有個人喜惡）。做學生的偶爾會反擊：上堂睡覺、不交功課、聲大夾惡地道歉說「對－不－起－！」……但總不至於將對方置諸死地－－難得有老師主動提出這個出氣機會，不盡情發洩便笨。
課堂討論異常激烈，落堂時，其中一名男孩將堂課摺起表示要將它丟掉，我問為甚麼，他回答：「費事俾我阿媽知道我咁凶殘。」唉，看來不少成年人仍相信「校園槍擊者一定係玩得太多暴力遊戲」。人有憤惱之心乃是出於本能，作為父母的，怎能否認子女的情緒？少年人憤惱不一定要盡情破壞以換取渲洩快感，卻不見得過份抑壓有甚麼益處。年輕人的創意/想像，難道只適用於社會救濟之上？若是如此，請告訴我金庸、倪匡、松本清張、Christie Agatha、施耐庵等的成就從何而來。
「我最憎就係坐office同幫人補習！」
－－我曾經鏗鏘有力地說過這樣的話
因為想回復作息正常，最後一個學期，迎來兩個挑戰：轉行坐office，和補習。過去兩星期，推了六、七份補習，無他，皆因手中兩份補習經已叫我頭痕。
接了一份私人補習，和一份中文專科補習；前者乏善可陳，後者準備功夫卻絕不能馬虎。課程進行了一個月，越見有挑戰性；歸根咎底，其實是我太久沒有留意中學的教育制度－－原來聽聞已久的「三三四」學制經已開始實行。
補習對象為四個就讀中二、三的中學生，坦白說我已忘記初中時學過的東西，課程開始全憑僅有的急智，和過往一些零碎的課堂經驗去應付。後來，我讓他們越級挑戰，一起讀魯迅的<<藥>>，課堂討論意外地伸延至六四、文革等歷史事件，或是金庸、倪匡的武俠小說，再是佳士得獸首拍賣、藏獨、主權、人權、宗教等敏感話題，姑勿論他們偶有犯上邏輯謬誤（當中以「以偏蓋全」為最常見），但不能不驚訝於他們的熱衷態度和大膽表態，令教室氣溫急升，差點招架不住。常有人慨歎一代不如一代，依我看，當中乃缺乏真正的聆聽者/說話的機會。一班學生幾十人，哪容許逐個發言？
跟這群少年人討論，無疑亦向我敲起晨鐘－－我要急起直追，緊守發問的精神，繼續尋求學習的樂趣。然後我發現，學習的過程中遺漏了領導的角色，「良師」這產物，相對起一代代的莘莘學子，可謂面臨絕種危機。三毛當年尚有白先勇慧眼提拔，白先勇亦有夏濟安教授點石成金，那種亦師亦友的關係，相敬如賓的性情，難以不令人羨慕。「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這話，實在顯得過時。回想自己八年中學生涯，再得到老師賞識，其關係亦止於學術上，更惶論上到大學後那些一對百幾的教授們。
不過，那時身為學生，心態上認為好玩、能「埋堆」的便是「好老師」，自己也不會長進地央求老師跟我分享他們的智慧。我有遇過一位讓我死心塌地的好老師，可惜我們的關係只維持了兩年。
三毛曾這樣形容自己的童年：「逃學是為了讀書。」
嘩……多冠冕堂皇的藉口；你不給我想要的知識，難道不會自己去找。世界那麼大，知識那麼廣闊，憑小小的一位老師，能成束縛麼？
來到最後一個學期，繼續堅守本人一向的理念：有堂走盡佢。媽媽投訴萬多元的學費換來每天不是上課天，有同學暗裏覺得對不起供養學費的人，我嘛，花三小時在教室裏遊雲太虛更叫我內疚。原則很簡單，我不在乎教授本人有天大的料子，只要他的教學方式合我心意便可。上學期的Abnormal Psychology由Year 1入學後便一直期待，怎料遇著一個很abnormal的教授……哎，還不及回家自揭參考書有滿足感。
至於那萬多元的學費，我可不覺得哪個錢被浪費了。這筆學費，內裏包括一張大學圖書証。這一張小小的電子卡，意味著整座圖書館的書任我借，所有影碟任我看。我敢說，若不是它，我不會認識妹尾河童的幽默，不能夠透過張翠容的評論窺看世界，不會感受張愛玲筆下的寂寞上海，不會明瞭到太宰治的心事，不會觸碰到龍應台的不安，不會遇上余華這位牙科醫生，不會讀到蔡瀾金庸倪匡的隨筆，不會知道鍾曉陽第一部小說寫於十九歲，不會藉著陳慧的文字感受到那份香港情，不會暢遊學海，不會遊覽黃金屋……還有更多的名字，因為一張圖書証，一切不再聞於樓響。
除了書，還有數之不盡的經典影碟錄像，單是寺山修司四個大字已叫我趨之若驚，可恨家中沒有錄影機。唉，科技的步伐，急切得讓人沒時間回頭細看。
然而，更多時候逃學是為了工作。這三年，除了固定的兼職外，時不時興之所致給自己找來額外的工作。繼而發現，修讀社會科學的我，永遠不能栽進課本裏去認識現實社會。我慶幸有這種先知先覺。
又是時候反省一下對學業的態度。
昨天是FYP proposal deadline，我竟然可以完全沒了這事。事原我的研究對象是低於十五歲的小朋友，若進行畢業功課，就先要得到ethical approval（雖然明知實得），要比其他人早一個星期交proposal。我出門口，返學，落到樓，發現冇帶，決定算數。返到學校，同學驚訝我仲未交，我好冷靜咁反問會點，他們說我可以提早返屋企抖，因為未來的FYP也不用做，我才有一刻醒覺：「乜原來真係會畢唔到業既咩？」
Health Psychology講過，人過於樂觀不會是一件好事，反之會令人意識不到危機感。我不覺得自己optimistic，頂多算是impulsive，皆因完全懶得去想及有關「後果」的事情。今天不知明天事，反正又不會死。
另外，最近Educational Psychology做功課，主旨為goal orientation，發現自己仍然停留在小學生階段。小學生的academic achievement是根據mastery，他們學習全基於對知識的渴求，喜歡的才讀；大學生競爭高，課題難， mastery已不適用，academic achievement轉型根據performance-approach，為的是比其他人高分，為reputation，為social status。所以至今我仍被不少同學認為又懶又廢讀書差淨係識玩唔死冇用我也不介意，皆因他們通通不在我要鬥贏的範圍以內。
其實我越讀越喜歡Psychology，尤其是今個學期的Abnormal Psychology，mid-term成績比預期差了一點點，但又如何，我讀得開心便夠。
